心灵鸡汤——持续更新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寓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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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


有一个有名的三八理论：八小时睡觉，八小时工作，这个人人一样。人与人之间的不同，是在于业余时间怎么渡过。时间是最有情，也最无情的东西，每人拥有的都一样，非常公平。但拥有资源的人不一定成功，善用资源的人才会成功。白天图生存，晚上求发展，这是二十一世纪对人才的要求。
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，监狱长给他们三个一人一个要求。

美国人爱抽雪茄，要了三箱雪茄。

法国人最浪漫，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。

而犹太人说，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。

三年过后，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，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，大喊道：“给我火，给我火！”原来他忘了要火了。

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。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子，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，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。

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，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：“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，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，反而增长了200％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送你一辆劳施莱斯！”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。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，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。我们要选择接触最新的信息，了解最新的趋势，从而更好的创造自己的将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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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怕仅仅是一点微光

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但他狂热地喜爱诗歌。

他的第一本诗集印了l000册，但很可惜，一本都没卖掉。他只好把这些诗集全都送了人。当时已功成名就的美国著名诗人郎费罗、洛威尔和霍姆斯等人，对这本小册子根本不屑一顾，而大诗人惠蒂埃甚至把它丢进了火炉里。因为在他们眼中，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根本就不配写诗。

方方面面的冷落和骂声，像寒冬的北风一样袭来，他的心顿时冻成了冰块。就在他几近绝望时，意外地收到了一位诗人的回信，那人对他的诗集大加赞扬，并说：“我认为它是美国至今所能贡献的最了不起的聪明才智的精华。”
这真诚的夸奖和赞誉，使他犹如在濒死的边缘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他从此坚定了自己写诗的信念。多年后，他成为美国甚至全世界公认的伟大诗人，他唯一的诗集也成了美国乃至人类诗歌史上的经典。

他就是华尔特·惠特曼，那部诗集的名字叫《草叶集》。而当年那位写信对他予以赞美和鼓励的诗人，乃是当时美国文坛的名宿爱默生。

凡俗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，受到别人的非议和冷落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我们千万不能被批评的唾沫淹没向上的渴望，被冷漠的眼神封锁萌动的激情。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即使黑暗无边无际，但总有一盏灯火能为你点燃，为你驱散心灵上的阴霾，给你温暖，给你慰藉，给你信心和勇气，哪怕，那仅仅是一点微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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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崖

（一）
在某个渔村里，有一条近路通往祠庙。这条小径从山脚沿着小山蜿蜒而上。小径非常狭窄，位于断崖之上，大约有百来米长。上面就是高悬的悬崖，下面是大海。行人稍有一步之差。便会从数百英尺高的绝壁上翻落到海里，被海里的岩石撞碎头颅。

或者，冰冷的海水会使堕入的人浑身麻木，而飘浮的、长长的邪恶海藻也会缠住他的手和脚，直至被死神攫取而去。

断崖！是的，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，经常会来到断崖处！

（二）
一天，有两个人站在这断崖之上的小径上，他和我。

他曾是我的朋友，我的至交；现在，他是我的敌人，不共戴天之敌。

他和我是同乡，生于同年同月。我们曾一同荡一只秋千，一同上一所小学，共同争夺一位少女。

在生命的最初阶段，我们是朋友，更是兄弟，甚至，比兄弟还亲。而今，为什么变成仇敌？答案是：他成功了，我失败了。

这就像赛马一样。当参加比赛的马，在同一个起跑线等候开始的信号时，看不出它们的足力有什么不同。一旦奔跑起来，那匹马落后了，这匹马超过了；有的离开了赛场，有的失足、摔倒在地。真正获胜的是极少数。人生也是这样。

在人生的赛马场上，他成功了，我失败了。

好运青睐于他，助他获取了现今的地位。他的家庭富足。父母疼爱他。他读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又考取了研究生，获得了博士学位。然后，他在政府谋得一个高级管理职位。最终，通过一个幸运的机会，他聚敛了大量的财富：接着，他又收获了名望。

当他沿着成功的阶梯步步高升时，我却顺着失败的阶梯不断下滑。我家以前也是富裕之家，但如今，家中的财富已被消耗殆尽。接着，我的父母也相继去世。未到十三岁，我就不得不自力更生。我心中怀着不向命运妥协的信念，通过努力奋斗，克服各种艰难困苦，成功地自立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也让自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。

可是，唉！正当我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我突然患上了肺病。一位好心肠的外国人很同情我，把我带到他的国家。在那里，空气清新，气候温暖。

我逐渐康复。在这位恩人的监督下，我准备报考大学。这时，我的恩人突然去世了。于是我孑然一身，孤苦伶仃地在异乡漂泊。

我去做了佣人。待挣了点钱后，我打算继续求学。这时，疾病再次侵袭。我希望死在自己的国家。于是，我返回了故国，现在就在这里。然而，我必须工作来养活自己，因而，我做了一名翻译，跟随一个外国人，来到海边浴场。这样，在分离二十年后，我和他又相遇了。

二十年前，当我俩分开时，两个人还在读小学：二十年后再度相逢，他成了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，而我只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翻译。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后，他已经成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大人物，而我只是一个穷翻译，几乎是濒临死亡。

这二十年的间隔，已经让他登上了成功的最高峰，而让我跌入失败的最低谷。我怎么能心悦诚服呢？成功可以美化一切行为，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琐碎行为。生活中的失败者，即使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也会被人轻视；然而，作为成功者，即使只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，就会被夸大为多么伟大的功绩。

我这个以前的朋友，以未曾忘记故旧而自诩。甚至认为自己很慷慨。谈起昔日的时光，他哈哈大笑，还对我表示同情。但是，他的神情显得既自得又轻蔑。我怎么能高兴呢？

我被邀请参观他的避暑别墅。我看到他儿女众多。当他的夫人走进客厅欢迎我时，我认出了她——过去我俩都喜欢的那个小女孩。我的心再次哭泣。运气不佳是我的命运，但将如此沉重的负荷强加于我，对我来说绝非易事。壮志未酬，无家可归，默默无闻的潦倒之人，几乎不知道怎样生存下去——这就是我当时的运气。

但让他看到我当时的窘境，令我无法忍受。他嘲笑和奚落我的不幸。愤怒的轻蔑或许更好些，但他冷漠的讥笑我却无法忍受。

上天对我过分愚弄，而从不关注我内心的悲痛。我去哪里寻找同情？我的心中充满愤慨，你会为此感到奇怪吗？

（三）
又一次，他和我站在绝壁的小径上。

他在前，我在后，相距只有两步。他在兴高采烈地说着，我在沉默。他晃着肥胖的肩膀，摇摇摆摆地在前面走着；我拖着枯瘦的身体，每走一步，都忍不住咳嗽、喘息。我低头凝视着绝壁下方。

在我们头顶上，是高高的悬崖；脚下，是深不可测的海水。走错一步，就会使断崖上的人坠人大海。
我摇摇头，但依然凝望着下面。我的眼神落到他那宽阔的后背上，我抑制不住冷笑着。突然，一声惊叫重击我的耳膜，他不见了！

他的身子已经滑下崖头。但在坠落时，他拼命抓住一把茅草。他身子悬在空中。

“朋友！”他喊道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从他的脸上看到混杂着恐惧、绝望和恳求的表情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站在绝壁之上，心中涌起一种可怕的情感斗争：一种恳求和一种恐惧，和他的一样强烈。往昔的记忆使我忘记现在，往日的友情和复仇的快感在激烈地搏斗着。
我直立在断崖之上俯视着他。
“朋友！”他又一次喊叫着，抓住那把茅草，眼看要拔掉了。
刹那之间，我趴在绝壁的小道上，用尽我疲惫身体里的所有力气，把他拖了上来。他脸上涨红，我脸色苍白。片刻后，我俩相向站在绝壁之上。

有一会儿，他大脑似乎一片空白。接着，他伸出血淋淋的手用力地同我相握。我缩回手来抚摩一下剧烈跳动的胸口，我看到我的手在颤抖。

得救的，是他吗？还是我？

我再一次看了看我的手——上面没有血污。

（四）
第二天，我独自站在断崖之上的小径上。感谢上天，让他得救。断崖是如此之高，而海水是那样深不可测。

昨天，我站在这座可触摸到的断崖边上，或者，从一种比坠崖更可怕的堕落之中，从一个比断崖更可怕的深渊之中，我自己得到了某种拯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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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成功拐弯

他的童年十分不幸，6岁那年，他母亲便因病去世，是祖母把他带大的。因为经济拮据，他搬了三次家，换了三个学校。中学毕业考试，他排在全校倒数第七名，这意味着他将失去进一步深造的机会。

拿毕业证的那天，他早早就出了门，一个人来到公园，在那里他看到一群同龄人在草地上玩，他走过去，原来是在玩“高尔夫”球，他提出参加。连续10杆，他都打进了洞。

第一次享受了成功的喜悦，他回家高兴地告诉了祖母。接下来几天，他自己做了一根球杆，在自己家草地上练习。

一天，祖母问他要不要去喜乐运动场，因为那里有一场顶尖级别的高尔夫比赛。他们等了好几趟地铁才有座位，祖母才坐了几站就突然要下车，说她的包放在家里了，他们约好了一个小时后在运动场门口见面。

他感到很惊讶，到运动场，坐地铁都要一个小时，祖母怎么能到呢？结果他刚到，却发现祖母已在那里笑吟吟地等他。

祖母说：我是走路过来的。因为这里到运动场只隔一座山，走路只需拐几个弯就到了。祖母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傻孩子，只要能达到目的地，又何必拘泥于哪种形式呢？你在学习上没天赋，但并不代表你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！”
他恍然大悟，也欣然接受了祖母的安排。在职业学校里，他选修的专业是高尔夫球。他克服了自卑，表现得异常努力。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职业比赛中一举成名。他就是吉姆·福瑞克，美国最著名的高尔夫球星之一。

一次记者招待会上，他说：“很多人都以为我将一事无成，但祖母发现了我在运动方面的天赋。她说，成功就好比大家争先恐后地赶往同一个目的地，如果都去挤地铁，人就太多，也许很久才有自己的位置，就算赶到了也只能远远地站在别人后面。既然只是一个过程，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其他方式呢？很多时候走路只需拐几个弯就能捷足先登。”

没有一种成功是可以必然实现的。只要你敢于放弃你不会的，敢于去坚持你所选择的，成功在拐弯后就会越来越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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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道的梦想

每每在电视选秀节目里看到有选手说：“我有一个梦想……”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就会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I have a dream”——到底是中学时背诵过的课文，关键时刻立马就能从脑海里跳出来。只是后面的内容，一句也想不起来了。怯怯地上网搜了一下，发现马丁·路德·金一连用了八个排比句——看来记忆也会发生偏差，印象中不记得有这么多啊？如果现在让我一口气说出八个自己的梦想，我努力搜索了一番，还真是有一定的难度。

那年我在瑞典进修的时候，学了一门叫Retorik（修辞学）的课程，教材中用到的例子，居然也是马丁·路德·金的“I have a dream”。书上说，这是20世纪最经典的演讲范本。瑞典老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引导我们讨论这篇演讲的修辞技巧，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，就是对这些“梦想”逐一进行解构。越解构便越觉得，原来马丁·路德·金的这些“梦想”，也是经过精心雕琢的，这时我也悄悄产生了一个疑问：当“梦想”成为一种宏大的修辞手法，会不会多少有些刻意的成分在里面？

所以，如果直指内心，让你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最真实的“梦想”，你的答案会是什么？我突然发现，原来我的梦想，都不是那么理直气壮，甚至有些羞于开口，是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……

那就挑一个勉强能说的吧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一天能成为陈奕迅香港红馆演唱会的嘉宾，当陈奕迅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出现在舞台中央，他隆重介绍说，这位是华语乐坛最厉害的高人，以前一直隐身在幕后，有娱乐圈“黄药师”之称。然后我开始用粤语跟万名观众互动，妙语连珠，上演了一场个人脱口秀，将全场气氛引爆。然后我翻唱起陈奕迅的歌，一首接一首，风头直压他本人。等到第二天，所有报纸的娱乐版上全是我的照片……不止是陈奕迅，容祖儿、方大同、侧田、卫兰、何韵诗、郑秀文……他们全是我的圈中好友，等我自己在红馆开演唱会的时候，他们悉数到场成为我的嘉宾，我也因此被称为华语乐坛人缘儿最好的巨星……

怎么样，活脱脱一个白日梦吧？可是梦想梦想，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？

很多年前，我曾读到一个作家说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诺贝尔、奥斯卡和格莱美的“三冠王”。我的想法是，一定要在35岁之前拿下诺贝尔文学奖，我才不要像特朗斯特罗默那样，等到80岁的时候才得奖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，我要做诺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……
如今，眼看着我直奔35岁而去，可是诺贝尔委员会好像还没有注意到我——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？等我写完这篇稿子，我就要出发去参加单位的年会了，我已经练了很久，打算K一首陈奕迅的歌。那个“三冠王”的梦想，我猜最后大约会演变成这个样子：因为我是教瑞典语的，所以每年诺贝尔颁奖的日子，我都会应约写上几篇专栏，或是去电视台做个翻译——你看，我曾那么接近诺奖。闲暇的时候，编个剧本拍个DV上传到网上，运气好的话也许能赚些点击率，就算是过了一把奥斯卡电影导演的瘾。至于格莱美奖，我唱着陈奕迅的歌，在单位的年会上抽个三等奖——嗯，眼下对我而言，这也许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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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的得失

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。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了。一个中年人暴亡了。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国的途中相遇。

婴儿对老人说：“上帝太不公平，你活了这么久，而我却等于没活过。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。”

老人回答：“你几乎不算得到了生命，所以也就谈不上失去。谁得到生命的赐予最多，死时失去的也最多。长寿非福也。”

中年人叫了起来：“有谁比我惨！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，一个已经活够数，我却死在正当年，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都失去了。”

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：

“众生啊，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不属于你们，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？”

三个灵魂齐声喊道：“主啊，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？”

上帝答道：“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，你们全是，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失最多。谁受这个念头折磨，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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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着，是为了爱

不久前，我和儿子去庞普维尔打猎。当时已是严冬时节，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。我们本可以同其他打猎的人一起住在有取暖设备的活动住房内，我儿子却说：“不，爸爸，咱们就住在帐篷里艰苦一下吧！”

起初我们让火燃着，后来火慢慢熄灭了，我们进了帐篷睡觉。半夜儿子醒了，他的睡袋湿了，哈出的气在脸旁结了冰。他索性起床，拉开帐篷走了出去。他喊道：“爸爸，快起来，你看，多美啊，我能看得见所有的星星！”他的喊声中充满惊奇。

我把头伸出睡袋。天上的星星极其明亮，看上去好像降低了，离我们更近了。地上的余烬还在闪烁，火堆四周围了一圈石灰石。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，真是美妙无比。
在我看来，这就是生活。那一夜所感受到的快乐就是生活的真谛。虽然身处逆境，但因为有美在生命里，有温暖和亲情的陪伴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明快，不带一丝一毫的灰暗。

野生动物学家西尔维斯特·索罗拉认为，生活中每件事的发生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选择爱、克服畏惧的机会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由于选择了爱的结果，爱即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欢乐、希望和对精神上的追求持认可态度。或许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自己的功劳不够大，因为社会告诉你，成功来自获得物质的东西。但是在内心深处，你认识到，生活的意义不止于此，而这种渴望就是对爱的渴望。

活着，是为了爱，面对困境甚至死亡，从中学会爱，并懂得如何珍惜爱。于是，当我们有所经历时，更多的人会抱着一颗恻隐之心来看待自己生活着的世界，更多的人会出于爱的原因而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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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

大学4年，我听了无数次讲座和演讲。在所有这些演讲中，听众最多的，当然是那些创业成功者来做的演讲。

演讲结束之后，有3个问题被问得最多：“第一，你觉得你成功的最大因素是什么？第二，你的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？第三，你们公司现在招人吗？麻烦给一个发简历的邮箱吧。”而最有趣的是，所有这些以招聘和广告为目的的演讲，题目中一定包含着“梦想”两个字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对“梦想”这个词产生了怀疑。

现在，当我打开电视，听到最多的词也是梦想。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说：“音乐是我的生命，我不能没有它，所以我来了。”意思是：我想红。台下的评委问：“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台上的选手说：“唱歌给更多的人听。”意思还是：我想红。

成为明星是梦想，成为冠军是梦想，答对5道题目打败4个人闯过3关也是梦想，甚至上电视3分钟就被速配了一个恋爱伴侣，晕晕乎乎地就牵手下台也属于“梦想”。

我们是多容易被词汇迷惑啊。自从有了“成功人士”这个称谓，我们对于“成功”的想象就是“白玉为堂金做马”；自从“梦想”这个词被滥用，它所指代的内容就是：有朝一日，“大鸣大放”，路人皆知。

如果马丁·路德·金活在当今，他会不会说：“我有一个梦想……不过跟大家都差不多……”

1个月前我去台湾，在大街小巷宣传的，是一部台湾本土电影，叫作《世界第一麦方》，梗概是：作为主角的年轻人有着坎坷的童年，经过不断地打拼奋斗和经历挫折，终于成为世界面包冠军。

“做最好的厨子”，“开计程车也能有很棒的未来哦”，这是台湾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励志教育。

说实话，我看了之后，那种“大国”的自豪感立刻就涌上心头，壮哉我大陆，台湾果然是个小地方，这种“不入流”的职业竟然也拿来宣传。

我去台湾见到一个报社的社长，他说他的儿子读了台湾最好的大学——台大，然后去哈佛读了经济学，又去伯克利修了EMBA，等到全部的学位修完之后，他的儿子对他说：“爸，我该念的书都念完了，我不欠你的啦。现在，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。”

按照我们的猜测，他儿子应该是去创业了才对，结果，那个年轻人现在成了一名很优秀的西餐厨师。

我听完这个故事，忙不迭地对报社社长深表同情，他却非常诧异，他说自己非常为儿子感到自豪。

“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”也能被称为梦想；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饭，他的父亲很为这种选择骄傲……这种种的命题，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能消化和理解，才承认：或许这些才是正常的，不正常的是我。

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，因为不得不工作，他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，不是出于热情，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。

可厌的工作、无趣的工作，仅仅因为待遇高于其他人而备受重视的工作——不管那项工作有多可厌、多无趣，这是人类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。

我们长久以来受此磨难而不自知，每日万分苦闷却不知它何起何终。

我们长久以来只承认一种“成功”，而否定其他的生活方式，同时也否定了自己的内心。

我们长久以来以他人的目光来审视自己，以他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去听来自“过来人”的每一句规劝和告诫。

我们长久以来，都陷入对他人光鲜生活的羡慕，想走他人走过的路，到达他人所在的地方。
我们长久以来都忽视的一个简单的真理是：每个人选择的路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，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，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。

我同意顾城的话：“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，那条路永远会清楚地呈现在你面前，这和你的憧憬无关，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，你憧憬结橘子，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。”

一个彻底诚实的人，如同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，内心只有一种声音。他人的劝诫、世俗的虚荣、生活的诱惑、权力的胁迫，这一切都无法入耳、入心。当一个人有所追寻时，他只会看到他所追寻的东西。

坚定地成为自己，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。学会爱这个世界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。这就是我每日对自己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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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责别人时

一位后生到寺庙里向方丈求教，谈起世态炎凉，颇有感慨：“大师，大千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，不是尔虞我诈，就是虚伪以对，实在是没意思。请问这是为什么，我该如何对待呢？”

方丈沉默不语。这时，树上鸟儿啼鸣，零星的鸟粪落下，差一点儿沾到后生身上。后生举手指着鸟儿大骂：“该死的东西，没长眼睛。”
“善哉善哉，”方丈言道：“施主，看你伸出的手，道理就在其中。”后生看着自己伸出的手，食指指向树上的鸟儿，大拇指指向天空，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则很自然地指向自己。

看着后生纳闷的样子，大师解释说：“你瞧，你指责鸟儿的手形，意味着指责别人的手指是一个，而指责自己的手指是三个，也就是说假如要指责别人，那么自己首先要承担三倍的责任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人情世故就不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了。至于那个指向天空的大拇指，意味着还有一些事情谁也没有想到、说不清，只好由上天来裁判了。”

方丈抬头望着树上啼鸣的鸟儿，接着说：“鸟儿是无辜的，因为树林本来就是飞禽栖息之处，有鸟粪落下来是自然的事，怪只怪我们站错了地方。世上万物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、是与非。所以也没有必要凡事都分出个高低、争出个胜负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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凿穿黑暗

幸福的人生被清空
杨佳曾是上天的宠儿。出生于1963年的杨佳，父亲是中南大学的教授。杨佳自小天资聪慧，抱负远大。15岁就考上了郑州大学；19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；22岁就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；24岁晋升为讲师，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。幸运的杨佳还有一份美满的婚姻，丈夫刘华毅是她的大学同学，高大英俊，女儿小小乖巧漂亮。可正当杨佳沐浴着命运的恩泽向着教授的目标努力时，命运之手狠狠地将她从巅峰推入谷底。

1992年3月，新学期刚开学，杨佳发现自己患上了罕见的黄斑变性导致的视神经萎缩。此病无法治愈。失明将不可逆转。

同年8月的一天早晨，闹钟将杨佳闹醒，杨佳打开床头柜的灯，可是开关反复按了几下，灯也不亮。她大声地喊：“妈妈，是不是停电了？”母亲跑进女儿卧室，说：“有电的，你房间里的灯是亮的！”从那天开始，阳光再也没照进杨佳美丽的眼睛，年仅29岁的杨佳失明了。此后。杨佳整日以泪洗面。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刘华毅回到北京，百般劝慰也没能把杨佳的心从绝望中拉出来。最终，他失去了耐心，责备杨佳：“你这个样子，不配当小小的妈妈，只会给她带来阴影。”继而丈夫提出离婚，并坚决要带走小小。杨佳近乎麻木地同意了离婚。她整日躺在床上，谁也不见。

父亲心如刀绞，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到北京照顾女儿。一天，杨佳起身上洗手间，结果走偏了方向，撞到客厅里的一把椅子，脚下一滑。身体随之往下倒去。“佳佳！”杨佳先听到了父亲惊慌的叫喊，然后，她感到身体将要摔到地上，结果却是重重地摔在另一个人——父亲的身体。后来，母亲告诉她：父亲每天都坐在她的房门外，她起身到哪里，他就在后面悄悄跟着，眼见她要摔倒。父亲连忙扑到地上准备接她，结果因为太急，头撞到了墙角。鲜血直流……

那晚杨佳敞开心扉，与父亲进行了失明之后的第一次长谈。仿佛走过了黑暗的甬道，终于找到方向一样，她告诉父亲：“爸，我想重返讲台！”

奔向另一个梦想殿堂
重返讲台、不在黑暗里沉沦的梦想，成为杨佳心中的明灯。实现生活自理是杨佳的第一要务。杨佳像个孩子学穿衣、学吃饭、学走路，一切从头学起。

杨佳开始学习盲文。她从ABC开始，用手指摸来代替过去的眼睛看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太难，“cabbage（大白菜）”这个简单的英文单词。她过去写起来不过一秒钟，用手摸，却足足摸了一个小时。在这样日夜不停的摸索中，杨佳居然三个月就学会了盲文板书。

杨佳无比振奋。她越来越相信父亲的话：只要不放弃。希望就永远在眼前。

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后，1994年9月，又一个学年开始之时，离开讲台近两年的杨佳再次走上了讲台——她知道，自己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。

讲台上的杨佳内心仿佛有一团燃烧着的火焰，她希望把这火焰的温度传递给每一个学生。她每一课都讲得用心而且生动。课堂上，杨佳喜欢多提问，她要求学生回答问题时先自报姓名。她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和方位，几堂课下来，她居然听声音就知道学生是谁，很多学生居然没发现她是盲人。

重新执教的快乐和充实让杨佳愈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：不放弃希望，向着梦想飞奔。除了教学，杨佳开始尝试用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进行写作。不到两年，她先后出版了《研究生英语写作》、《研究生英语阅读》两本专著。1996年底，杨佳因为教学成绩突出，晋升为中科院研究生院副教授。

1999年，杨佳萌生了一个念头。她想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。

对身体健全的人来说，考哈佛大学也是一种挑战，而对失明的杨佳来说，这无疑是对生命的极度挑战。她不能用眼睛看书，只能用耳朵听书，这给备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为此，她购买了扫描仪，让父亲将复习资料一页一页扫描进电脑，之后再通过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，自己听着复习。

下班回来，杨佳就打开电脑，坐在电脑前“听”书，每天都“听”得很晚。父亲叫她早点休息，杨佳却说：“我和别人身体条件不同。必须付出别人十倍的努力，才能赶上和超过别人！”

苍天不负有心人。2000年7月，失明8年，已37岁的杨佳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追政府学院，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，师从全球化理论权威、《软实力》一书的作者约瑟夫·奈。
杨佳的美国之行异常艰难。因为老师上课时都在黑板上写板书，杨佳看不见，只好全靠耳朵听课。为了记住课上的内容，老师讲课时，她还像速记员一样飞快地敲击键盘，将授课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。课后，她通过计算机软件听书、复习巩固。老师每天布置的阅读书目多达500页，同学们都叫苦不迭，杨佳就更难了，她必须把资料一页一页地扫描到电脑。再通过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。这样一折腾，浪费了大量时间，为了跟上进度，她将软件读书的速度从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400个词，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。尽管这样，她每天都要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完成任务。

杨佳凭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哈佛。她不仅完成了规定的学科，而且多学了三门课，哈佛同学把对杨佳的专访“变黑暗为光明”挂到哈佛校园网上，称杨佳是他们的骄傲、他们的榜样！她的毕业论文《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》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。
毕业时，30岁便进入白宫，曾效力于尼克松、里根、克林顿等数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·戈根，为杨佳破例打了哈佛最高分“A+”。她成为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唯一一位获全院课程最高分A+的学生，也成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。院长约瑟夫·奈将毕业证书颁发给杨佳，说：“祝贺你！佳，你是中国的软实力！”

站在高高的庆典台上，杨佳不禁喜极而泣。如果说29岁之前，她的辉煌是上天的眷顾；那么，她现在的成绩则是与不可一世的命运顽强抗争的产物。

那片明媚的春光永藏心底
回国后，杨佳变得更加自信、乐观了。再度走上中科院研究生院的讲台，她利用自己在哈佛学到的知识，结合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国情，开设了《经济全球化》、《沟通艺术》课程，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，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欢迎。

2008年10月中旬，杨佳代表中国政府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。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官员竞选，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，从23名候选人中选出12名委员。作为曾经的健康人，杨佳更能理解残疾人内心那份得到认同的渴盼和脆弱。杨佳的真诚与执著感动了各国代表。11月3日，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始投票，杨佳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。
十多年来穿越茫茫黑夜，杨佳的内心渐渐地强大起来，身上凝聚了一股不服输的劲。2009年2月。杨佳参加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首次会议，她发现委员会领导层中，唯独没有亚洲人。杨佳站出来据理力争：“委员会口口声声谈人权，世界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？中国！哪个洲残疾人最多？亚洲！可是在委员会领导层中为什么没有亚洲人？”她的勇气、她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，她终于得到委员会提名。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。在2010年年度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领导人选举中，杨佳又以突出的表现，再次被选举连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，成为4位官员中唯一的连任者。

眼看着杨佳差点倾覆的人生航船越走越远，父亲非常欣慰。他想方设法与已经再婚的刘华毅取得了联系，希望他能将杨佳的情况告诉女儿小小。刘华毅得知杨佳的情况后非常震惊。他一直记得杨佳当年的绝望。刘华毅既感动又愧疚，给杨佳发去短信。为当年的言语表示了歉意，杨佳收到短信后也是百感交集。小小自幼与母亲分开，也对母亲毫无记忆，刘华毅希望等小小长大时再与杨佳相认。到时，他一定会告诉女儿，她有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妈妈。